(转贴)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一直很喜欢袁伟时的文章。在王宁博客那里看到这篇文章,忍不住全文转过来。

——袁伟时 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那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 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 “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 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 “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 “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 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刊登于《长江》双月刊2007年9月号,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4 thoughts on (转贴)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

  1. hi, Jack,

    你的博客更新得相当地慢耶……

    看过一些袁伟时的文章,说实话,不喜欢。他的文章或许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思考角度,可是缺乏深度,意义不大。

    这个世界是个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交错的世界。从纯粹的理想主义高度看不到历史事实。他的很多调调还是河殇那一套,听起来很动人,有煽动性,可是离事实很远。

    文章太长,我没有意愿逐句批驳。不过他居然说“中国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这种论调真令人可笑,从1850以下,看看世界史,有哪个是和平融入世界的?这个世界和平过吗?这个世界并非充满着传播福音的教士,一百年前如此,一百年后依然如此。

    - David

  2. 前段时间在到处游荡,上网不是很方便,没有怎么更新。

    我觉得你还是耐心点把这篇文章看完会好点。

    袁伟时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为此,我们要摒弃一些不好的传统。

  3. 評袁偉時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一文
    湘西黃碩雄 2008年11月9日

    讀了袁伟时「2007年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的报告」一文。說「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袁某把「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說成是受中國文化,儒家思想的影響,筆者試作一點回應。

    袁某說「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万8千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千1百多人。当时正值所谓 “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據筆者所知歐洲人航海是海盜式的掠奪,屠殺瑪雅人、印第安人、毛利族人…,販賣黑奴,如果喪失這樣的機會,筆者就很為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驕傲。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筆者認為彼得大帝同樣是一個侵略型的皇帝,都是年年征戰,這就可以理解到人民的生活狀況,亦為日後俄國革命運動的慘烈埋下伏線。聽說西方的曆法是以太陽為中心,頗多科學家的論證對宗教信仰有抵觸而受到迫害,袁某認為中國皇帝對這樣的「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再說滿清皇朝以外族統治大多數的漢民族和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未必符合統治者的需要!

    「1793、 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乾隆爷的答复是,“天朝无所不有”。嘉庆皇帝则宣称 “中国为天下共主”,不能容忍使团拒绝叩头,降旨“逐其使臣回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筆者認為當時對世界的認識仍然有限,並不是「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和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試想「英国分别派出使者或送来国书、礼品,要求和中国和平通商。」但最後送來的是「鴉片」和各種的掠奪…,袁某認為這是「和平通商」…,不是對歷史沒有認識嗎?「中国当时的制造业(絲綢、瓷器…)」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但袁某有沒有想到英國的產業革命對「無產階級」的壓榨,才有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難道袁某認為英國當時不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嗎?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的確「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但請問袁某這與「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扯上甚麼關係呢?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英國是一個海盜著稱的征服型王國。難道「愛好和平」不是中國的優秀傳統,而「海盜著稱」才是優秀傳統…!聽說延續封建皇朝的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在最困難的抗日戰爭時期,就培養多名「諾貝爾」得獎的科學家;孫中山提出「民生主義」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條件,袁某有沒有認識到「社会转型这么困难」和「毛共」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有沒有關係呢?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三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太平天国造反…。20世纪…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筆者對「毛澤東思想」教育下的哲學教授、歷史教授…完全不感到錯愕。試想,「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一個基本常識,「造反、內外戰爭、運動和災荒…,這又與「中國文化」扯上甚麼關係!社會發生著各種矛盾,外患內憂,處身在當代的人應該去面對和解決;孔子看到「春秋時代」的禍亂而提出自己的見解,直到今天還有參考價值。難道聖人預知有洪、楊的上帝會、孫中山「五權憲法」推翻滿清皇朝、毛澤東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種種革命事業而由孔、孟來承擔責任嗎?聖人說「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並沒有指明「血債必需血來償」不是給後世點起了「路燈」嗎?今天「聯合國科教文組」稱孔子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共產主義不足百年而毀,說明了馬、恩、列、斯、毛、袁某一類即使生長在春秋戰國時代,思想上都不可能超越孔、孟!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筆者認為把《大清律例》視為中國文化或儒家思想,是不能苟同的。以極少數的滿清貴族統治多數的漢民族,他的《法典》或多或少都有著一定的岐視性和壓迫性。「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袁某以今天複雜的社會結構去看古代簡樸農業社會組織並不正確,在五十年前那些老年人彼此有爭執,經常會以「舉頭三尺有神明」以示自己清白無愧,或者在「關帝」前起誓,並未如今天的人懂得為自己的罪行狡辯…,就可知所謂「民法、刑法」有多大的差異。孔、孟並沒有教人嚴刑迫供。筆者相信今天所認識的「民法、刑法」在中古歐洲社會未必不會發生,在火燒「異教徒」試問是甚麼《法典》!在上帝賜與會說話的畜生而「販賣黑奴」,林肯與以解放,黑奴仍然受到超越百年的岐視…,袁某認為這是「民法」還是「刑法」?袁某說「宗法专制…」。其實「宗法」是按照血統遠近以区别亲疏的制度。任何「制度」始終是「人」的問題,作為「族長」生了一個弱智兒或不俏子,難道會付與所有繼承權,讓他迂腐無能,欺霸橫行嗎?相信不竟還是才、德者居之。何況各處郷村各處例。「宗法制度」止是區分等級身份和地位大小,由是有嫡、庶欺霸,爭奪權位等情…。袁某把「毛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套在「宗法制度」說成「宗法专制」是不對的。一位貧農說地主是同一個「太公」並沒有欺霸人,但沒有可能不積極參與「毛共」的階級鬥爭…;毛共這種「階級鬥爭」與「親情次序」有著天淵之別,說明袁某對「宗法制度」一點都不懂。中國人在孔、孟的儒家思想主導下,「納國家於倫理,合法律於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在歷史上的成功是無需爭辯的。試看歐洲分裂成數十個國家,中國民族眾多,語言複雜而成為大一統的中華民族,都是鐵証。袁某認為今天社會風氣喪盡天良,殘民自肥…,不是「修身」有所不足嗎?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用孔子的话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皇帝按照皇帝规范行事,君、臣、父、子都有一套严格的规范;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筆者認為英國《大憲章》有著歷史的背景,基督教與回教達千年戰爭同樣有著他的原因。不可能和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提比論。中國古代有造紙、印刷術、火藥、絲綢、瓷器…各種先進的發明,亦必然有著一定的政治開明性。而所謂「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在「春秋、戰國時代」隨時可以撕毀。毛澤東說「民族壓迫就是階級壓迫」。或者在「回族地區」受到比較歐洲更嚴厲的鎮壓無法一如「十字軍東征」…;但試問在滿清之前不是有五胡十六國、西夏、遼、金…,何以魏孝文帝甘心於漢化呢?袁某認為中國皇權沒有《約法》所以比較英國更專制,那麼英國何以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呢?英國《大憲章》用在中國禮樂揖讓的教化上就毫無意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根據司馬遷的解釋,「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用現代語言解說:「當國家領導人;驕奢淫佚(逸),不象(像)國家領導人,人民會起來革命。當公務員;不象公務員,沒有真正為人民服務,會被處刑責。做父母;沒有盡父母的責任,是喪心病狂。為人子女;胡作非為,就不會有孝道…。」如果說「但它的另一面是等级森严,不能逾越」筆者認為罪不在孔、孟。難道滿清以外族的統治,朝拜者都加上「馬蹄袖」狀如畜生的仆伏,又是孔、孟教出來的嗎?滿清皇朝用「朱熹注解」的《四書》配合皇權統治,並沒有肯定孟子「民貴君輕」的見解。說「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顯然天子或尊長說得合理,處處是人民的父母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何來會發生「抗上」呢?相反,以天子為中心的統治集團驕奢淫逸,「君;不君,則犯。」人民起來革命,這又是不是「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呢?」袁某能夠明白他的實質邏輯性嗎?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筆者認為袁某受「毛共」思想的毒害實深。試想「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是不是說一位尊長有神經病所有人都要服從,並無呼冤之門…?一如「毛共」的「無產階級」反過來鎮壓「資產階級」,而封、資、地、富…完全沒有申辯的理由!苦過《梁天來》、慘過《竇娥冤》,何來有《洗冤錄》。「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試問袁某,「四人幫」在獄中是不是和犯了罪的老百姓相同待遇呢?「畏」這個字詞的解釋是「品德端重,令人尊崇」。「天命」照《辭源》解釋是「自然的規律。」筆者認為可看成「自然界的運動規律」。試想一次大地震,一場海嘯死傷以數十萬人,袁某認為「天命不足畏」,與天鬥與地鬥,蔑視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但袁某可以反對普通老百姓「畏天命」嗎?大禹治水,可以不顧「水」的運動規律嗎?「大人」一詞以孟子的解釋是指有道德有學問的人。即如一個天文台長說,颱風即將到來,漁民能不把漁船駛入避風塘嗎?對一個「先知先覺」者焉能不敬若「神明」!袁某說「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在香港有關帝廟、譚公廟、黃大仙祠、天后廟…,除了「毛共」對「霸道文化」加以贊揚外,從沒有聽過有秦始皇廟、成吉思汗廟、唐太宗廟…。把歷史上犯有罪行,騎在人民頭上的劣品皇帝以至梁山好漢…和聖人連在一起,這就可以理解到袁某的邏輯思維。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袁某認為「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利玛窦《神的創世說》最懂邏輯規則。實情,楊振寧不是易學家,他的話就沒有權威性;袁某亦不是此中專長,又有甚麼「邏輯」去批評中國的易學?文王演《易》,孔子學《易》,筆者相信在周、孔之前的數千年,《易經》就歸納了很多智慧…,值得有興趣的人去研究。楊振寧對《易經》說三道四,無助問題的認識。「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這都是事實,沒有人能跳出當時社會的規範。聽說香港中學教育分為「文、理、商」科,學生選取某一科,其他的學科就不必學習,筆者並不是贊揚這種「回歸祖國」的教育,而是以此說明時代的需要性和局限性。筆者認為「邏輯」者不外是「格物窮理」。與其說「中國人不懂邏輯規則」莫不如說中國古人的「格物窮理」不在科學的「理智」上,而在王陽明一類心性學的「理性」上。西方的科學邏輯都是近三、四百年的事,在此之前未必有所謂「科學邏輯」,同樣是生活在宗教迷蔽的社會中,他們不是認為瓷器是用雞蛋殼做的嗎?中國銅製的透視鏡不是稱之為「魔鏡」嗎?難道西方懂得中國養蠶技術的科學根據嗎?如果中國人沒有「邏輯」思維,以至「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有問題」,何來會有多位「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呢?楊振寧和袁某不是自己侮辱自己嗎?

    「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把《几何原本》带过来并翻译了六卷,还有九卷没有译出。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他接受科学家李善兰的建议,拨款支持把后九卷翻译出版,把以前译出的六卷也校对一遍,出了一个完整的版本。李善兰请曾国藩写个序,曾国藩不懂,就让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曾作过中国驻英公使)代笔。曾国藩知道光懂中国传统文化不行,从小就让儿子学英语,接受现代科学教育。曾纪泽代他爸写的《几何原本》序言说:“盖我中国算书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几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点、线、面、体。……《九章》之法,各适其用,《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这里说透了中西思维方法的差别。《九章算术》共收有 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章。分别是:方田、栗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计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没有上升为完整的理论。曾国藩看完儿子写的东西后大为赞赏。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思维方法的弱点。」

    從這一段看到袁某的荒謬。試想中國有沒有宮殿、古塔、古廟…建築呢?據說有等建築物在多次大地震仍然屹立不倒的,《清明上河圖》的橋都是震驚世界的建築。或者這方面的著作在戰亂中失傳,又或者師徒相授,不見經傳。曾纪泽說「…《几何原本》则彻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无不赅也。」難道是說中國古建築沒有點、綫、面、體《幾何》原理嗎?那又如何貫徹《九章》立法之源。試想一個木匠難道不知道「二點成一直線」嗎?以此認為「当年曾纪泽的评价不一定完全正确的,但他的确说透了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弱点。」這不是無知嗎?中国人既然有思维弱点,豈不是說外國人的頭腦比中國人完美嗎?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筆者對袁某指「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提法不能苟同。就以「禮」來說,有些是握手的;有些是左、右面吻來吻去的;有些是嘴嘴相吻的;有些吻手背、吻足的;有些是相擁抱的…。根據桂林大師的講述過去中國人長於「理性」,洋人長於「理智」。聽說猶太人最會做生意,惟利是圖,對「信」另有見解…。袁某「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筆者請問袁某,人的「乖巧魯鈍」、「青壯老弱」有沒有「平等」呢?人既然沒有絕對的「平等」,那又如何講人人「平等」呢?那不將「親情」擺在首位,「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的恩親深」,把毛主席擺在第一位!試問一個受人尊重的賢者、長者…,如果不去尊重別人,來而不往非禮也,別人會再去尊重他嗎?照袁某的意思「義者,最宜不尊重人,無需尊重人」,因為二個階級相互鬥爭推動著歷史的發展…。在歐洲有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以至摩門教和各宗各派,存在著各自的信仰不同而衍化成道德的差異…。孔、孟認為人類有相類於禽獸的一面,故要以衣蔽體;西歐則認為肉身是天神所創造,赤條條才是上品。袁某說「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解釋正確嗎?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筆者認為人類社會出現了地位、權勢…後,人性就追逐名利,宜乎有「三奶、四奶」…。照袁某的意思生活在古代的人,止要完全摧毁「三綱」道德規範,就「有人際之間的平等」!再說“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要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中國古代社会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一种「相對性」的道德关系。《紅樓夢》賈璉勾搭多姑娘,反過來多姑娘正是勾搭賈璉。試讀《孝經》「…(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這是教人「絕對性」服從於君、父、夫,不能爭,不要表達己見嗎!當然在火紅的革命年代對毛主席「不能爭」止有絕對服從。今天「三綱」道德風尚距離我們超過一百年了,他的成功已成為歷史。請問袁某今天中國大陸是不是仍然普遍存著這種「三綱」風尚呢?是甚麼原因「沒有人際之間的平等」呢?毛澤東推翻舊社會,建設共產主義初級階梯,公平分配吃「大鑊飯」那個「人民公社」時代,人際之間是不是最平等呢?筆者認為一個工人幫老闆賺錢,而老闆處處體恤工人,年尾雙薪兼有花紅,「平等」就在其中。這是「重義輕利」或是「重義重利」呢?難道這不是「三綱」道德的推演嗎?對於老闆沒有給工人合理的薪酬…,責任歸罪於「三綱」不是謬論嗎?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筆者認為往昔的中國人講「私德」,外國人講「公德」。「私德」正是將個人放在第一位。「各人自掃門前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加焉!」亦發展了中國的「隱士文化」。袁某指的「中国道德观念…」其實是「毛共」衣砵繼承者的道德觀念。如果以目前執政黨統治十三億人民的政治利益來說「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那麼「群体的利益」不是第一位,是個人利益第一位。以筆者看,倘若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利益設想,上下交征利,大魚食小魚,鑽空子,走法律罅…,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秉持「公義」並主導社會風氣,害苦了的是甚麼人,煤礦工人的悲慘生活…正是最好的說明!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而「個人利益為第一位」,根本是害苦了普羅大眾,這又如何能夠反過來「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其實今天講求「經濟社會化」,基本的問題是同時要有「主權在民」的意識;一個「民主」政治要有競爭的在野黨,以監督執政黨,使政治力量更有威望地維持社會的「公義」,並不是甚麼「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第二位。」舊社會生活單純,倘若彼此能夠相互「尊重」,「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就無所謂個人利益或群體利益的第一位還是第二位。今天社會組織改變,人與人間同樣需要相互尊重,而「彼此的尊重」必需建基於一定透明度和可監督性及對等性1。過去依靠宗教、道德良心…取決於人對「是非」的判斷;今天同樣不能放弃這種理念,但卻不能完全依靠這種理念,還需要有「民主法治精神」而決斷於「法理」。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 “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筆者認為「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指另立门户,彼此分居),不准 “异财”(指另立门户,各蓄家产)。從主觀願望是可以理解的,客觀事實卻很難阻止。在香港幾個大姓系出名門…,從中原「客家」經過多次遷徙有可能戶口不分化嗎?「文舉」、「武舉」選拔人材,由平民進身貴族,財產沒能重新分配嗎?「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這是亂世,治世沒有「毛共」以「分田分地真忙」的名義侵犯民產!以馬、列主義套入中國歷史都是不負責任的謬論。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袁某所說「…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是把這種「財產論說」由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延伸到國民政府以至「人民政府」,等於為「毛共」說項。《鹽鐵論》不是有大夫與文學討論與民爭利的問題嗎?國家要與民爭利,這就可知私人財產到了一個甚麼程度!陶朱公一類富甲一方,據說晉商「富可敵國」,袁某又如何理解?有「官窰」難道沒有「民窰」、「黑窰」嗎?難道「官窰」產品可以出售?其他的卻不能乘著「水上絲綢之路」輸往西歐…。據悉民國時有盧作孚的長江航運都是可以匹敵洋人的。「毛共」的共產經濟分配制度,的確「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但絕不是袁某所說古代中國人的經濟形式。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筆者認為日本很大程度能夠成功鎮壓日本的共產黨,使「日共」不能搞搞震破壞社會秩序,影響國家建設;一如鄧小平以「兩手硬反左…」,同時放弃「馬、列、毛主義」的教育,成功改革開放。「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毛澤東思想」堅持共產主義路線作祟,並不是「鼓吹传统文化」。試想台灣、南韓、日本、星加坡、香港…都是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而經濟崛起;袁某把「毛共」、北韓、北越、赤柬…貧窮落後歸咎於中國文化,不是張開眼睛說瞎話嗎?

    袁某指「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並說「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但是筆者卻想問一問袁某「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是不是「從野蠻轉向更野蠻」?納粹黨徒以毒氣殺死猶太人是不是「從野蠻轉向更野蠻」?日本皇軍殺害中國和南洋各國人民是不是「從野蠻轉向更野蠻」?毛共鼓動數以百萬計的國民黨降兵抗美援朝…,解決了歷史上最棘手的降兵問題。是不是從「野蠻轉向更野蠻」?受「毛共」支援的「赤柬」殺人數十萬,是不是「野蠻轉向更野蠻」?那中國文化又如何「從野蠻轉向文明」袁某卻解釋不了。

    如果「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筆者並沒有袁某的良好願望說「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但筆者卻希望袁某能夠提出具體的理論,說明「儒家和其他東方文化沒有醫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不然,就是把「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強行架到「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的身上。其實,當社會經濟、文化…有了一定的基礎進步,人類逐漸了解到彼此的思想、感情沒有分隔的理由,隨著彼此共同的需要,才會產生一個共同涵育生息的理想新文化。「地球村一體化」並不是「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或是西方文化有醫治東方病的神奇作用。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

    筆者認為持這個觀點的人並非沒有道理。袁某理解到新文化運動同時帶來了「毛共」的《馬列主義》嗎?難道《馬、列、毛…思想》不是西方文化嗎?「毛共」支援共產世界革命,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打敗美帝國主義…,拖著中國人民的後腿;因為經濟的落後而打斷了政治的發展,從而使「文化」追不上時代,「成為中國遭殃的一個根源」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實。馬、列主義主張「階級鬥爭」,那又如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筆者認為所謂「人文社會」主要在精神面貌的表現,而不是穿上「毛裝」或西服。三反、五反…很多地主、富農自殺,背叛勞動人民的精神面貌都不說了;試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建立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面貌或是破壞了舊有的「人文社會」精神面貌呢?如果說舊有的封建禮教,孔、孟思想的精神面貌都應該打倒,破舊立新,才能建立起「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袁某認為確屬如此嗎?其實,把推翻滿清皇朝等同推翻封建禮教…,本身就犯了嚴重的錯誤,滿清以極少數貴族統治大多數的漢民族,在「主權在民」的思潮高漲下,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應該無條件退位是不容爭議的。至於封建禮教…,例如「貴族婦女纏足」是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改變;他並不是「可對抗性」的矛盾。孔、孟在歷史上對中國人的造就姑且不說。主張打倒孔家店…,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階級仇、階級恨」又是其麼「人文社會」呢?相反,孟子的「民貴君輕」由傳教士帶到西方卻影響了西方文藝復興,民主思想的發展…。袁某說「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換言之袁某「不俯伏在传统面前都是中国人。」然而,袁某俯伏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面前,難道是中國人嗎?

    袁某指「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筆者認為現今「博士」名銜普通得很,一個博士提出「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這是個人的自由。但「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的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毛澤東是「霸道文化」的實踐者,儒家思想則以「王道文化」見著。毛善於「鬥爭」,孔、孟則講「忠恕」,二者「牛頭不搭馬嘴」。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筆者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成果,「禮失求諸野」,不足為怪。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筆者看世界各國,多有一種宗教為立國基礎,稱為「國教」;反觀中國過去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尚,這是「死路」一條就不必再說了。當然建立一個所謂「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把數千年前的社會等同今天的社會,確有點開玩笑!但中國孔、孟和其他諸子百家思想,以至佛學…,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考量,有責任讓學生去認識,即使是錯誤的亦可以作為反面教材,間接就是「把汉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並不荒唐。

    袁某說「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這是誤導。「共產主義」又稱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初級階梯沒有剝削的「按勞分配」制度,而社會主義則是高階梯「各取所需」的社會制度。從「毛共」奪取政權,鼓動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埋葬資本主義。實則,社會主義或稱共產主義並沒有和資本主義融合,而是共產主義徹底投降了資本主義。對於「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是正確的。但美國三億多人口,中國十三億多人口…。袁某說「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规则,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未免是過於樂觀和輕鬆了。由於「毛共」對「傳統道德文化」的破壞,當今人心險惡,為求個人利益,喪盡天良…。來自美國一個金融海嘯就淘盡了幾多普羅大眾的血汗,袁某認為夠不夠呢?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這確是不符合現代教育學的。但筆者認為讓「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並非錯誤。讀一點古典文、史、哲…對小學生來說是有益的,即如「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豈是「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或是「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實際上是袁某對中國古文化認識過少。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筆者從滿清皇朝的歷史看,對抗皇權是會抄家滅族的;但個人卑視皇權,不參與新政權,遁隱山林,皇權往往不會強行追究。「毛共」靠工分,糧票分配制,不容許有私人財產,這就使得持有不同政見的讀書人無法遁隱江湖、大海、山林…,唯有聽命於「毛共」,屈服於「毛共」,任由「毛共」的擺布。袁某把「毛共」的「整个文化的缺陷」套入「…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把古代社會和「毛共」社會同等看待,在認識上犯了嚴重的錯誤。試想「不得志獨行其道」,所有讀書人都能夠在貧瘠的農村躬耕教學,大有大隱,中有中隱,小有小隱…,這不是對皇權的蔑視嗎?間接不是「牵制专制权威」使皇權知所改善嗎?對於「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筆者希望袁某提出具體事實說明,不能一語帶過。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又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西方基督教裏面類似的東西多嗎?袁某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袁某說「…“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據說現在的「額爾尼諾」現象,正是由於人類做了破壞環境的壞事,而產生海嘯對人類的懲罰,這不是「天人合一」的感應嗎?

    袁某說「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

    筆者認為中國正面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是沒有抵觸的,都是孟子所說的「王道文化」。「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是「毛共」「階級鬥爭」的「反面文化」,就是孟子所說的「霸道文化」。我們「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是「正面」的。「正面文化」乃人類共同嚮往,並無古今之分,止有時代不同的需要。例如「殺生成仁,捨生取義」是被利用作為效命皇朝的傳統文化核心價值,但如果把效命皇朝轉變為效命人民,就有「普適性」。雷鋒同志為共產革命事業而犧牲…,就不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止是為共產主義者的主觀願望而效命,這就是為「一黨專政」效命,相等於為皇朝效命。袁某並沒有把問題分清楚,表面上「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實質上是對「中國文化」存著懷疑和否定的態度,間接就是「毛共」的幫凶。

    註:

    1.在香港記者問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不是共產黨員,曾某指「香港人對共產黨有成見」,故避而不證實。有甚麼「成見」姑且不談。試想在共產黨奪取全中國政權,廣大群眾視為人民偉大的救星;及後「毛共」倒行逆施,使數百萬擁護共產黨的貧下中農…偷渡來香港,曾某公然漠視事實,反指「香港人對共產黨有成見」,都是「毛共」的幫凶。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