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丘成桐点破中国学术的死穴

亚洲时报在线六月六日陈颖慈 撰文: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

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

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

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

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

所有问题都是源于“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

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

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

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

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

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

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

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

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

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

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

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

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

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

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

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

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

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

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

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个数学系二十

六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

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

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

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三

十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

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二至五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

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

他说:“全国有五百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

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

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

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着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

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

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

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

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

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

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

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

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

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

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

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

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

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

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

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

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二十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

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

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二十五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

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

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

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

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

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

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

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

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

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

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

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

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

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

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

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

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

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

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

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

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

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

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

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

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

还多着呢。

文章?源?http://www.cdp1998.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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