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王怡白宫事件

事件回顾：

亞洲週刊
權術之劍割破人權之鞘　．王健民
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李柏光、郭飛雄、王怡和余杰訪問美國，總統布殊邀請到白宮作客，但郭飛雄臨行前遭到王、余逼退，理由為郭不是基督徒，而且也不認同郭熱衷的中國維權運動。事後美方對此深表不滿﹔中國網民也對王、余提出批評。

各方声明：

From 博讯 boxun.com
余杰关于与布什总统会面情况的声明

此次我和王怡、李柏光在白宫与布什总统的会面，我们本人从未作出过任何直接的努力。在华府召开的宗教自由峰会期间，对华援助协会曾经向白宫方面提出申请，但一直未有回应。因此，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赴德州米德兰参加圣经学习，5月8日晨（亦即正式会面三天前）才突然获得白宫的通知，表示可以安排会见。米德兰教会的教友们高兴地告知我们，教会的数千弟兄姊妹从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履新之日便开始恳切祷告，希望总统在任内接见中国基督徒和家庭教会成员，他们为此祷告了六年，神终于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关于这次会见，我个人有如下的理解：
第一，按照美国政府的运作规律，稍微有常识的人都应当清楚地知道：布什总统会见何人、不会见何人，是由布什总统及其幕僚最后决定的。任何人没有权力代替白宫作出这样的决定，任何人也没有能力阻挠白宫见其他人。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正式会见前一天，中共当局还正式发出照会，要求白宫取消此次会面，但白宫不予理会。
第二，这次会面，白宫方面释放出的信息非常清晰，乃是对宗教自由的严重关注。同时，也是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因此会面的地点不是公事公办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是温馨轻松的总统私人会客厅。参与会面的其他白宫官员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此次会谈的重心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个人的信仰见证，会谈结束之前布什总统还带领所有在场的人牵手祷告。显然，这样的场合非基督徒的参与是不适宜的。
第三，我和王怡也对会谈的性质也有着清晰的定位。我们事前向白宫方面表示了如下的意见：此次会谈是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问题，我们会把布什总统看作是主内的弟兄，会谈理应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美好的交通。我们会谈的内容当然也会涉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权问题等，但所有的一切都当在基督真理的光照下，对于我们来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此次会谈的性质属于总统接见中国的民运人士，我和王怡明确表示将婉拒之。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并非为“民运人士”，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作为中文写作者，我们追求和捍卫言论自由。其次，如果白宫接见中国的民运人士，我们并非恰当的人选，那些长期以来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并为此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亦一直怀有敬意的人士更有资格获得接见。白宫方面充分考虑并肯定了我们的意见。
第四，此次会谈，我和王怡、李柏光均以普通的中国基督徒、家庭教会成员的身分参加。我们从未声称过我们“代表”中国的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甚至也没有声称过代表我们所在的“方舟”教会和“秋雨之福”团契。我们更没有声称“代表”独立中文笔会，虽然我们三人都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但在会谈中从未涉及此身分。因此，某些因为此次会谈而导致的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
第五，我个人不认同将此次会见作“泛政治化”的阐释。我愿意倾听教会内外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作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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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的一封紧急信

（此信早在5月9日已当面递交当事人傅希秋先生。为了将负面效应减至最小，我一直隐 忍不发。现在是5月18日，已到了公布事态真相的时候了。）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先生:
承蒙您邀请我参加华盛顿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并给予我本人多方面照顾，不胜感激。
5月8日中午您告知我不能参加5月11日布什总统对出席研讨会的中国大陆人士的接见。我深感震惊。您告知我，这是您和王怡、余杰等几位基督徒祷告后作出的决定。我需要正式向您了解的是你们几位是否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正如媒体业已报道的是，这次会议因对国内处于自由民主斗争前线的维权人士高智晟、范亚峰、郭飞雄、张星水、李柏光发出邀请而获得美国舆论、学界、国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因高智晟、范亚峰、张星水三人受阻未能成行而激发人们高度同情。因这样的重视和同情而拓展的国际交往渠道，在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王怡、余杰的强烈要求（如你已告知我的）下，对作为维权人士的我关闭，是否有将国内民间社会中维权运动与独立作家笔会的权力斗争不明智的引向国际舞台之嫌？是否有违美国总统接见大陆人士的本意？我已告知您我将此事视为对我本人的严重的不道德的伤害。高智晟先生得知后，也委托我向您询问，这种行为已构成对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严重伤害，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5月8日下午，我已将上述意见口头告知您，现正式以文字形式呈递您，请您在5月9日中午1点30分以前给予书面答复。
杨茂东（笔名 郭飞雄）
5月9日上午10点
补记：
据5月9日上午10点30分与范亚峰的通话，范亚峰、高智晟、张星水与郭飞雄四票 赞成郭飞雄前去会见布什，请傅希秋先生转告王怡、余杰二人。
（以上为紧急信的原文）

郭飞雄注：
（1） 5月8日上午，在得州米德兰，傅希秋先生告知了我美国总统布什将会见参 加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的中国大陆人士的消息。
中午午餐后，我先回到傅希秋先生的办公室，傅希秋先生随后赶到，突然对我说，飞雄，我有事要和你讲。尚未说话，王怡和郑牧师也进来了，对我说，飞雄，我们要对上帝做一个祷告，请你先出去一会儿。傅希秋先生和王怡、余杰、郑牧师等随即抱在一起。
几分钟后，在隔壁房间，傅希秋和王怡向我宣布，这次会见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经过向上帝祷告，决定不让你参加。
王怡专门对我说：飞雄你搞政治，与民运弄到一块。我是捍卫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让你去。
我在向傅希秋先生做必要交涉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了低声调，没有与任何人发生争吵。我不想将此事演变成失态的闹剧。
但是，王怡、余杰、郑牧师和傅希秋先生四位基督徒，通过抱在一起、向上帝祷告的形式，宣布剥夺我参加正常的外交会见的权利??这一幕，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不知怎地，它总是让我联想起太平天国冯秀全、萧朝贵、杨秀清经常宣称“上帝附体”的历史细节，令我感到恶心。
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幕。
（2）5月9日我乘飞机离开米德兰。5月10日在纽约，我接到了对华援助协会美方协调人戴布儿女士的电话，经傅希秋先生的翻译，意为向我表示“最深刻的道歉”。我随即表示感谢，并再次告知傅希秋先生，你们所做的，是一件严重的不道德行为。
行前，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杰二人退团和其它压力，被迫如此。接到我的紧急信后，他表示，会作出书面道歉。傅希秋先生对我本人作出了多次帮助，我至今对他深怀感激，而且我对他多年帮助国内受迫害的家庭教会的工作持高度赞赏态度。但在此事上，我对他深不以为然。我告知他，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
（3）在向北京的高智晟律师通报事态时，我说：当时我已向王怡指出，“见不见布什，对你们很重要，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我接受不了这种一道出行、而通过密谋非法剥夺我的参与权的行径，这对我来说，乃是奇耻大辱。而且，它所伤害的，绝非我一个人。范亚峰甚至在电话里哽咽了起来，伤我实为在伤他，他被他最要好的私人朋友王怡、余杰从背后连捅了几刀子（不是一刀子），其心灵的创伤可想而知。
我对高智晟律师说：见不见胡锦涛、温家宝，可能对我们还有一点儿重要。我们可以去和他们谈政改，谈法治，谈家庭教会、法轮功学员、上访群众受到迫害，谈基层选举??以一个公民对待公仆的姿态。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媒体和政府的声援，但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靠全体中国人努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内部的改革者和一切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士的努力。
在美国访问的各个场合，我都注意到保持寻求国际社会对维权运动的声援和捍卫尊严与国家利益、批评和赞扬的均衡。能够投身于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事业，我深感幸运。我想，我所受到的伤害，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遭遇，我如长期将之隐瞒下去，于民间社会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会不断有人掉进同样的陷阱。经过审慎考虑，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我将之正式公布于众，是邪非邪，由人评说。

赵达功:个人行为不能代表独立中文笔会

余杰、王怡等在美国的言论不代表独立笔会的立场，他们只代表他们个人。独立笔会是一个维护写作、出版自由的作家组织，独立笔会会员可以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党派、不同民运组织成员，甚至也可以是共产党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加入独立笔会必须承认笔会章程，这是前提。
当然余杰、王怡等人是独立笔会会员，他们为宗教自由和中国民主自由事业斗争和呐喊，作为笔会会员应该高兴。不过我要强调，笔会不是宗教组织，引领笔会维护写作、出版自由的的不是宗教信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西方诸多民主国家大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占多的国家，可她们不是宗教国家，恰恰是政教分离才是特征，也许教徒可以代表一个教会组织或观点，但决不能代表整体的中国民主力量。
我个人的观点一直很明确，宗教不能救中国，救中国的只能是民主自由理念。多的不说，台湾、韩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多民主国家，哪一个标榜自己是因为宗教的原因，看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宗教信仰者所占的比例吧，我们应该很清楚了。

郭飞雄声明

赵达功老师的说法是正确的。王怡、余杰的行径与独立作家笔会无关。
我在今日行文时已注意到这一点。但5月9日的紧急信的确原文如此。这次发表时我无权更改原文。否则就不真实了。
当时之所以这样行文，是鉴于在交涉的那几日一些人士在网上按王怡、余杰的口径进行有意的误导性的宣传。现在看来，当时的行文过于匆忙了。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将“独立作家笔会”后面加入“个别人”。
我对独立作家笔会的老师们和朋友们在我入狱期间对我和太石村民的救援怀有永远的感激。

From: http://www.guancha.org

不得不向余杰说几句

高智晟

我是经历过些风风雨雨的。郭飞雄先生紧急公开信中叙陈的真实在许多朋友那里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颇让我感到意外。郭飞雄信中的讲述全是真实的（但有涉余杰、王怡的行为与独立笔会的关联性点触我不赞成），这样的真实实际上在5月9日凌晨即被我完全知悉。只是在当时，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持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认为余杰等人对此会有一个符合事实、也符合他们声望和地位的态度的，我想飞雄先生可能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事发九天后才公布的这一“紧急“公开信的。

关于这件事，除了在本月9日我给范亚峰博士主动打过一次电话及见面沟通过一次外，我再未就此问题主动打电话给任何人。但是，与之明显不对称的是，我接到过全球大量的有涉此事的电话，这样的电话在昨天达到了极至的标志是，应接不暇的电话打乱了我晚上21点左右关机睡觉的规律，直至凌晨一点多，口干舌燥的我还是以关掉电话电源来“解决问题”。

来电话者中间，没有几个人对我的智力抱有信心。几乎绝一色的劝说我：在这件事上不要发言。另一个绝一色的是说：“这样做是为了大局”。多认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之所以多年来成效不彰，缺的就是这样顾全大局。我明显感到，从来多难的郭飞雄先生这次又“捅了马蜂窝”。

不是我有意炫耀我自己的智力，更无让众多劝说我不要发言的朋友扫兴的意思！在这一问题上，我原本就不打算主动去写什么东西，我打定主意的心态一直坚持到余杰先生今天的声明发表之前。

由于众所尽知的原因，我现在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耳朵听。有涉这一事件的信息及相关具体细节，尤以对一些言论的引述，不一定周延，谨愿飞雄先生、余杰先生和王怡先生及看这篇文字的朋友们谅解。

所谓无风不起浪，余杰先生的声明让我颇感意外。这与我对余先生的期望和想像是有天壤之别的。毕竟事件的全过程是发生在阳光下，层层环节都是有据可证。恕我一贯直言不避的禀性，余杰等人在这一事件上是有错误的。他在声明中不但未对遭到他们伤害的郭飞雄有丝毫的悔过及安抚之意，反倒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到诽谤和中伤的受害者，余杰先生的这一心态，同时是对所有了解详情者的一种不尊重。有鉴于此，我想在此对在这一事件上我所知道及听到的实情讲出来，以飨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的朋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会见的是 “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而非余杰先生等人所谓的是会见中国家庭教会成员。请看以下可供检索的证据：

1. 美国白宫网站上公布的会见图片注解非常清楚：“5月11日，布什总统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2. 美国知音记者陆阳5月11日报道：“美国总统布什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3. 5月11日，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布什总统会见了三名人权活动人士。

4. 美国一些主要媒体的网站上，5月11日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电子邮件称：美国总统布什5月11日会见了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并配有照片。自由亚洲电台的主持人张敏证实了这一细节。

5. 做为这次被布什会见的三人之一的李柏光先生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表明：他们接到的电话通知是美国总统要会见“自由中国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第二个可以肯定的是，是余杰和王怡先生等人而不是白宫方面将郭飞雄先生排除在这样的会见之外。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布什要会见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及什么地点会见，决定权应当在白宫及总统本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这样的常识在余杰先生的今天的声明中仍然未得到承认。他在声明中的逻辑大致是会见结束时，总统和他们一起做了一次祷告，因此即得出，这样的场合有非基督徒在场是不合适的。其一，郭飞雄在场是否合适，应当由白宫的主人来自主，显然不应当由余杰和王怡们来代行白宫的职权。其二，余杰是如何先知先觉地预料到，在会见结束时会出现一个郭飞雄不宜在场的环节而提前排除了这样障碍呢？其三，5月9日凌晨3点左右，王怡电话给北京家中的范亚峰博士，说“若让郭飞雄参加这样的会见，会释放出很多混乱的信息，我和余杰不同意和他一起去。”这种观点当即遭到了范亚峰的强烈反对。早晨9点，范两次电话给傅希秋先生，表达了对余杰、王怡决定的强烈反对，同时指出，坚持这样的错误，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无奈，傅希秋先生说：“余杰、王怡以退团将威胁，不同意郭飞雄去”，情急之下，范亚峰直奔首都机场买好了飞往美国的机票后，被中共特务阻止未能成行。在小范围内的争论中，他们二人所持有的理由与后来向全球公众谈及的理由是完全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人们稍留心一点余杰先生有涉这次会见的所有言论，无不画蛇添足般地强调这次会见的性质。诸如他在会见结束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会见安排在布什总统的起居室，而不是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这说明，此次是一个美国基督徒和三个中国基督徒之间的见面等等，而事实上，这一见面场所中还有切尼副总统等多人在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最终能恃弄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在人类的群体中，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其概率也不会超过亿分之一。即便是这亿分之一的概率，也只会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种做法的症结所在。

在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电话予余杰先生，向他讲明了美国的政体、政治及法律的特点，同时告诉他，白宫已知悉发生了什么及白宫方面的震怒，希望他能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勇敢地且现实地站出来，还事实以既有面目，但未能遂愿！

谨以以上文字，做为今天的绝食日志。

2006年5月20日 （根据录音记录）

── 原载 独立中文笔会
Sunday, May 21, 2006

From: http://www.tianzhujiao.org/blog/user/blog/archives/2006/2006522105611.html
王怡致杨茂东（郭飞熊）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杨茂东（郭飞熊）先生：

您好。5月8日中午，我与傅牧师一道，在对华援助协会的办公室告诉你我和余杰的决定，我们二人不愿与你一起前往白宫参加与布什总统的会面。做这个决定对我是困难的，但也是坚决的。我完全理解这件事对于你个人的伤害。也愿意在此公开的向你诚恳地表示歉意。我愿意为此决定负担舆论和道义上的一切指责。

我们交往已经数年。2002年你请我去四川遂宁作步云乡长直选的田野调查，后因为我们对直选的看法迥异，我拒绝了对选举进行宣传推广的出版计划。这件事得到了你的谅解。在这件事上你对我学术与政治立场的尊敬，使我一直对你保持敬意，也由此将你视为同道的朋友。在你的小说《李世民》中，你的一些想法和政治理想，开始使我产生距离。2005年你组织反日游行，撰文抨击焦国标等。你的民主理想中所蕴含的某种民族主义与孙文主义情结开始使我忧虑。你在被羁押中的绝食行动令人尊敬，但这一事件本身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和余杰也曾劝说与你合作的主内弟兄，与你的道路保持距离。但在太石村事件中，你的勇敢和担当，重新赢得了我极高的敬意。你在出狱后所说的“不流血、非暴力和无敌人”，几乎令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这一次来美国，参加“中国的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这是傅牧师的邀请函所载明的主题。傅牧师的对华援助协会长期以来关注家庭教会的维权和中国的宗教自由。尽管因为所谓“政治化”被一些教会疏离，但海内外大多数基督徒和广泛的维权人士都尊敬和感谢他的工作。如我曾参与辩护和调查的蔡卓华案和华南教会案，都和对华援助协会的长期关注和支持有莫大关系。我和余杰来到华盛顿后，才知道你也与会。尽管略有诧异，因为你并未参与过教会的信仰维权。但我们理解是负责安排的主内弟兄希望帮助你出来走走。我在第一天也向你表示我的个人意见，希望你能在美国多呆一段，多看多听，少表态。不过在后来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对你的一些言行产生了负面的评价。对你和我们的主内弟兄对局势的盲目判断，对某些想法的固执和膨胀，以及在与美国国会及其他部门交往中的措词和态度，产生了极度反感。在此过程中，作为你的朋友，我没有主动与你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尽到我对你的负担。这是这段时间来我对你感到亏欠的地方。也对我们最后的决裂负有极大的责任。

5月7日下午在米德兰的教会，我们约傅牧师谈话，交流了对你的看法。提出既然会议已经结束，希望他不再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名义，为你安排任何的见面或其他机会。我们认为因你在维权运动的作为而受到的广泛尊敬，你会得到各种机会。但我们认为教会维权机构不适宜再介入其中。这样的建议出于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教会的一种责任感。就是教会的维权要谨守圣经的教导，不怕“政治化”又要反对“政治化”，不能介入任何政治反抗运动。傅牧师同意我们的看法，告诉我们你已决定在8日下午离开米德兰去纽约。我们认为此事已经结束。我们的追求不尽相同，但我们彼此的关系得以保全。

但5月8日傅牧师忽然宣布布什将会见我们四人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傅牧师和米德兰的牧师联盟一直在为这样的会面努力。这是我们事先完全不曾知情的。当你在午餐酒会上讲话，宣布这是美国总统近十年来第一次决定接见“中国民运人士”。我和余杰交流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你去，我们二人选择退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捆绑的见面，我们必须对这一会面之于国内教会及其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我们也感到必须结束这一次会议安排的错误。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荣誉和得失，这也是我们和三位牧师需要单独在一起祷告，所要仰望和寻求合一的内容。后来我下楼找到李柏光，告诉他我们的意见。请他自己决定是与你一道去白宫，或者认同我们的意见。柏光表示他会祷告，并一切听从傅牧师的安排。如你所知，傅牧师的决定是向白宫说明你的情况，请你退出并请求你的谅解。这一决定是在我和余杰坚持退出的情形下作出的，理应由我们负担这一决定对你的伤害。

这些情况本来是我打算在当日一一向你说明并请你谅解的。但当你得知这一情形下，当场翻脸，拒绝与我交谈，并请我出去。我感到没有办法与你交流。因此只是借与国内弟兄通电话，间接向你表达了一些想法。并表示希望通过其他的渠道而不是傅牧师的渠道去为你安排这样的机会，随后你在震怒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令我更加震惊，也坚定了拒绝与你一道去白宫的决定。不但作为基督徒，家庭教会的维权既有寻求政治公义的一面，也有顺服掌权者的一面。我们不能把这样的追求与你指称的“中国民运”并列起来。而且作为维权人士，我们也绝不能为我们所不能认同的维权运动的某种危险的趋势背书。

从你所透露的细节，我才发现直到获知白宫见面的消息之前，我和余杰、柏光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在我看来这真是神的奇妙，进白宫的三位基督徒是事先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知道和筹划的人却一个都没去成。谋略，谋略，中国的自由民主靠的是谋略吗？信仰自由靠的是谋略吗？在我看来，靠的是对上帝之爱与公义的仰望，在非基督徒的秋风兄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的积累。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无论见面或者不见面，都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上帝的手。我请求你的原谅，也期望你能在这件事上看见人的作为的有限与落空。我也希望我的弟兄能在这件事看见自己凡事陷在谋略之中的危险，回到对上帝的单纯的信靠上。

我们都知道，在你的努力下，美国的国安会在会面前对此事作了调查和评估，也作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没有人能替白宫决定总统见什么人，但我和余杰可以决定自己是否退出。这一决定不受任何人所谓投票和民主的制约。我们的退出被理解为伤害你利益的一种威胁，并在事实上导致了你失去这一机会。这一次会议安排的某种错误，最后以我们扭转这一错误并因此对你造成伤害的方式结束。我在此向你表示我的歉意。并且我对你的某些评价和观察也有可能是片面和苛刻的，如果今后证明我错了，我将再次向你致歉。但当我和余杰一致认为与你一道见布什的后果可能更严重时，我们很高兴选择了目前的结果。

我想假如各种分歧和安排能够在事先被讨论，就不会导致最后这样尖锐的分裂。所以我的一贯看法，谋略就是地狱，无论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非的界限都是最简单的。出自道德，不出自权谋，出自敬畏，不出自血勇。希望你能接受这句话。我们三人作为参与维权活动的基督徒，与布什的这次见面，本可有双重的理解、意义和推动。但你的公开信，将教会维权与维权运动的民运化的分歧，以公开决裂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也将保守派的维权运动与激进派的维权运动的分歧显明了出来。几天来我一直在想，感谢这封信，这也是神在此事上一直掌权的美意。分歧的公开不一定就是坏事，民主化需要的不是无原则的统一战线，而是彼此客气的市场细分。之前我在此事上的态度是默然不语，不愿对你和其他人有所批评。但几天来我考虑再三，决定写这封信，既在此事的后果上向你道歉，也同时叙述事实和我个人对你的偏见，表明我的反对立场。

道不同不想为谋。但我在心里仍将你视为一个朋友，如我这次对你说的，我对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我和无数人一样，期望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家的出现。当某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梦想来到时，我乐意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和努力，为那些值得尊敬的民主政治家背书。但在今天，我们要走的路是如此不同。我真诚的希望这一次分裂以我的道歉结束，然后各自努力，彼此尊重，彼此祝福。因为不相为谋不等于相互怨恨。在纽约，曾有朋友出面邀请你与我一起聚餐，化解冲突。我去了，期望能有一个向你当面道歉的机会，可惜你不愿来。5月8日后，我们曾多次在一起为你祷告，求神平息你的愤怒。我也会继续为你祷告。如果这一次的事情将使你远离了上帝，求神将这罪归在我的身上。我作出了这一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一个十字架。在你未曾成为我的主内弟兄之前，我将恒切为你祷告。

与你持不同政见的朋友：

王怡

200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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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王怡：我对大陆维权运动的立场

2003年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起，使大陆在1989年之后再次出现了政治异议活动在主流社会的公开化。我所理解的维权运动有三个立场，一是法治立场，围绕受侵害的公民个体和诉讼程序，动用一切法治技术和言论空间进行权利的抗争。二是公民立场，尤其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低成本的信息沟通与公民结盟的平台，积极构筑非官方的公共政治空间。三是政治立场，任何一桩案件都是当事人的维权，但只有那些对政体变迁具有启蒙、动员和施压效果的案例和事件，才构成一种民主化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日益受到海内外关注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的人们的重视。我对这一运动的现状迄今有如下的观察和立场：

1、在今天的中国，异议活动趋向公开化，镇压手段趋向黑箱化。表明追求自由与公义的理想正在民间社会赢得尊重和道义支持，也使专制势力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技术上被迫以粗暴的方式后撤。这一趋势的发展必将促使中共当局在未来数年权衡最艰难的选择。或者以理性的方式逐步宽容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温和力量，开始考虑政体改革的契机和时间表。或者对维权活动和异议人士的打压走向全面的非理性和政治癫狂。维权运动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对政府怀有最大善意的一次民间运动，可能帮助中国政府放弃专制主义的捆绑，通过自由民主的政体改革，使老百姓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也使党政机器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免于恐惧。

2、大陆27年来的民主化追求出现了三种动员模式。第一种是“幕僚模式”，知识分子期望走到离政治领袖最近的地方去推动民主。在1979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到1989年六四屠杀前，这是一种主流的模式。直到今天，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寄望于这种模式。我对这种模式不感兴趣，但对部分人身在其中的努力保持适当的尊敬。第二种是“民运模式”。希望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纲领，形成一个政党化的领导中心，以直接的政治抗争、街头或地下运动的方式，包括组建反对党的尝试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一模式起源于民主墙时代，1989年之后这一模式在主流社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带。我不相信民运模式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有效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政体改造，构建一个爱与公义的政治共同体。我个人对这一模式保持距离、戒心和批判，并反对以秘密会社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但另一方面，即使有人组建反对党，也是宪法所列举的公民的神圣权利。我以更强烈的态度反对政府对非暴力的民运人士的镇压和审判。

3、近年来的维权运动则是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把自由的积累看得比民主的指标更重要，把个人的地位看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族群利益的梦想更重要。以个人诉求优先于群体诉求的自由主义立场，最大可能的避免而不是引发社会骚乱。以对法治秩序的尊重来缓释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表达对恶法的抵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来。以直接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不服从”或“自力救济”的行为，累积未来政体变迁的压力和技术。以爱与非暴力的原则，化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一百年来的仇恨和戾气。我个人凭信心推崇这样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这样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民主制度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民主制度就不值得争取。

4、目前维权运动的基础是权益受到侵害的广泛的民众群体。维权运动的基本结构，是通过捍卫工人、农民、市民等各阶层民众受到侵害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各项人权，实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新的启蒙，和与社会的新的结盟。维权运动主要的表达和行动者有9类群体。一是以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政治维权群体。他们在维权运动尚未兴起之前，以法治方式坚持有韧性的抗争，并将64的民族记忆以维权的方式不间断地延续到今天。二是以独立中文笔会为代表的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尚不愿成为异议人士的异议人士。笔会这一异议群体的汇聚，在近年来打破了知识分子的结社限制，其光谱跨越了体制内外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三是以南方报业集团和中国新闻周刊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自由派的记者、编辑日益成为中国新闻人的中坚，推动了一批自由派媒体的形成，为维权运动在公共领域赢得了令人惊异的空间。上述三个群体的存在，使维权运动在27年的大陆民主化的背景中，获得了一种连续性。也获得了一种温和、理性而又坚决的保守主义品质。第四是以张思之、高智晟为代表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群体。这是最近的维权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最集中的反映出与前两种民主动员模式的迥异之处。第五是以陈光诚、姚立法、刘正友为代表的乡村维权领袖，他们的本土与平民色彩，在维权运动中具有一种在道义上最令人尊敬的品质。第六是以李健、黄琦等人为代表的网络维权派。第七是以环保、艾滋病等NGO为代表的社会维权派。第八是家庭教会、***功等宗教团体在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维权。第九是以郭飞雄、赵昕等为代表的职业化维权活动家，这是维权运动中走得最远、最接近传统民运模式、但相互之间差异也最大的部分。

5、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模式，更接近于美国二十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而不同于前苏东国家的政治反抗运动。这一运动因它所受的打压和空间的急促，在目前就像一场花样跳伞，具有非组织、无领袖和扁平化的特征。不同人群在降落的过程中寻找彼此的手，在平面结网。等降落至合适的距离后，便彼此分开，在纵向结网，实现多中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软着陆。上述群体在目前构成了一个复杂和笼统的维权运动的图景。在诉求、道路、策略和目标上不尽相同。既有倾向于保守主义的维权派，在介入维权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甚至仍有在幕僚模式与维权模式之间游离的部分。同时也存在维权运动中的民运派，对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动员模式缺乏信心，而视其为新的反抗运动的阶段性征兆。在目前这一维权运动面临角色和道路的细分，也存在两种民主动员模式浮出水面的争论。一种是民运的维权化，一种是维权的民运化。一种是将马丁•路德•金和甘地视为一个新的榜样序列，另一种则仍将孙文、列宁或李世民视为一个偶像的序列。

6、在尊重宪法人权条款及非暴力原则之下，我尊重多元化的民主启蒙与动员模式。也尊敬每一位坚持抗争和遭受迫害的民运人士。去年在瑞典我见到魏京生先生，今年在纽约也见到了徐文立先生。我也见过王丹、王军涛、封从德等89一代的领袖。从我知道他们名字的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我对他们孤绝的努力充满了敬意和内心的哀伤。我期望大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新的反抗运动，和街头民主运动。我甚至也期望看到民间再次出现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我仍然反对在今天将维权运动民运化、街头化，甚至反对一切秘密的政治谋划。正如秋风所说，维权运动同时是一场民间的道德运动。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需要一个在爱中恒久忍耐的过程，不认为新的反抗运动已经来临，不同意一些朋友对时局自负的评估。法治化的维权运动羽翼初生，不应成为反抗运动酝酿的掩体。致力于反抗运动的人士，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离开维权运动，彼此尊重，各自阐述。我将捍卫我所参与、理解和珍惜的阳光下的维权运动，反对任何挟维权运动推动反抗运动的谋划。我认为维权派的群体分化是可以避免的，但不同立场的细分是必须的。民间的各种诉求只有在获得更清晰的表达之后，才能获得更坚实的力量。

7、在作为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和更广泛的宪法权利的维权中，我认为世界就是福音的工场。基督徒的信仰是全人的信仰，不是PART-TIME的兼差。作为一个基督徒参与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宪政转型，参与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乃是为着在其中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的荣耀，这是我所看见的职分。在政教关系上，我不认同退缩在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信仰立场，也反对教会与政治的结盟，反对基督徒与有违圣经教导的推动方式同负一轭。作为普世人权的宗教自由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与政治密切相关，但教会的福音使命与政治无关。政治的意思是福音未得之前，基督徒与其他信仰或无信仰人群的政治合作关系。在今天，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属于维权运动中倾向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不能、也不应该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2006-5-13于纽约。

2006-5-21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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